溥仪作为傀儡皇帝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

918，那天的事儿在我写的那篇介绍历史的文章里提到了，标题是“918：当年的东北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”文章结尾还说，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再写写溥仪当伪皇帝的日子，结果大家都说挺愿意看的。

1924年，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，随后搬到了天津的静园。原本他打算去英国深造，可待了久了也就不再念叨这个了，反而在天津就住了下来。其实，无论是留在天津还是出国，溥仪心里都在打算复辟。他什么人都见，也什么人都赏赐，只要他们愿意帮他搞复辟，溥仪就不挑。那边天津的日本驻军也趁机频繁送人过去“讲课”，像著名的“帝室御用挂”吉冈安直，这篇里也提到，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。

甚至在918事变还没发生的前一天，溥仪的主要幕僚郑孝胥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，这是天津的日本驻屯军主动告诉他的，意思不用说也明白。事后不久，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到的熙洽也写信交给罗振玉，请溥仪出山。这事儿，郑孝胥、陈曾寿、陈宝琛等人都觉得太冒险，不太赞成，但对郑孝胥自己来说，这只不过是担心罗振玉会把功劳抢走而已。没几天，他就怂恿溥仪写信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黑龙会的头山满，表达自己愿意出山的想法。不久，日本方面就派土肥原贤二出来和他们沟通此事。

郑孝胥，图片来自网络。

土肥原跟溥仪一番甜言蜜语后，溥仪说：“要是复辟我就去，不然就不去。”他一拍胸口保证：“当然是帝国，没问题。”还承诺：“这个国家元首一切都由我自主，日本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，只是诚心诚意帮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。”溥仪心动了，最终在日本的帮衬下，成功从天津逃出来，到了旅顺。

不过一到旅顺，溥仪就吃了个大闷棍：陪同他的甘粕正彦提出了三个条件：到满洲以后，保证生命安全；所有事情都得听关东军的指挥；没有关东军的允许，不能和任何人见面。溥仪听了，呆若木鸡，完全懵了，无话可说。而且实际上，他接下来的14年基本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
溥仪心里还是打算忍一忍，毕竟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他曾经私下跟陈曾寿发誓，“要忍受所有的艰难困苦，兢兢业业，一心想着恢复祖业，百折不挠，决不达不到目标决不罢休。”当满洲国的国体正式确立，他身为“执政”之后，看到组织法里赋予了不少权限，便开始摩拳擦掌，坐在“勤民楼”的办公厅“健行斋”，准备忙个不停。来找他的人也不少，可没有一个问他正经事。溥仪一问，回应总是“总务厅长正在办理”，各个部门的中国籍部长也说“次长正在处理”，但他自己见不到这些人，而且全是日本人，都是一样的。

溥仪能做的，也就是“裁可”，就是各部的次长和总务厅长把文件送到国务总理那儿，由总理再递给他，溥仪只需要在上面写个“可”就行了。这个“裁”不能改内容，也不能扣住不发，甚至不能拒绝批准。玩得越久，觉得越没劲儿，很多时候他干脆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把这事儿敷衍完了。他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，跟许多人一样，一边“办事”一边看书、看报啥的。于是经常会让随从把需要裁可的文件拿过来，他坐在马桶上轻轻写个“可”，好就完事了。要是真到长春那伪皇宫一游，倒是得去看看缉熙楼二楼那个卫生间，毕竟那里见证了好些伪满重要法律的通过。

《末代皇帝》剧照，图片来自网络。

溥仪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过去，他想自己搞点势力。一方面，清朝的宗族和蒙古的王公还挺尊敬他，溥仪就试图拉拢他们，不过关东军很快就察觉到这点，给他列出了一份限制很严的人名单。除了他在伪满的家人之外，其他人想见溥仪，只能是这份名单上的人。关东军的宪兵队在伪皇宫设了个办公室，所有能见溥仪的人，得先经过他们那一关。特别是御用挂吉冈安直的办公室，就在溥仪楼下，想跟他会面，不经过他们的同意，基本就不行。

另一方面，溥仪也希望能够拥有一些军事人才。1933年和34年，溥仪分两批向日本派出了“满洲国陆军将校候补生”，都是皇亲和近臣的孩子。第1批事先和日本陆军省打过招呼得到优待，“全部考中”，但第2批就不再这么幸运，最终无一人正式入学，在东京随便找了几个学校学习，便鸟作兽散。其实这事也不能怪日本人难为他们，这些人实在是不成器，都是一帮不学无术的“大少爷”，就连日常写信都是词不达意、文不对题、错字病句连篇。溥仪看到他们的来信往往气得不行，有时实在忍不住就把错误一一标出，现在我们就拿出一封给大家看一下，权当娱乐吧（括号里的都是溥仪的批语）

奴才裕哲恭敬禀告皇上：自从上次告知以来，已过去三个月；心中思念之情，一刻都未曾忘记。（侍已觉得写不清楚，何况把“侍”写成“待”，虽然借韩苏之通，但也不能表达清楚这个意思！“倏”字后多写了一个“一”。“寸心系恋”这四个字，用得太繁琐了。又“系”与“恋”放在一起，俗气极了！）祝皇上龙体康健，膳食美味，这是属下真心祝愿！（皇上的身体、玉体，尚有人道，臣以为“龙体”是第一次见到。寝字又多写了“八”字头的两笔（就是把“宝盖”写成“穴宝盖”——此引者）。）收到皇上圣谕，臣跪读后，心中喜得难以言表！（不胜欣喜，又何必加上“万状”呢？）皇上谕示，奴才绝不敢忘记“忠君爱国”的精神，要代表满洲国家的威仪。（“毫不敢忘”这句话太奇怪了，何不写“决不敢忘”呢！）再者，衷心希望圣谕（原字因字迹不清，不能辨认，其中“□”字，可能是帖写的，我尚未见过。）——“□”字，是雨字头下面的“思”字——引者，）同时，蒙皇上特意派我去日本留学，接受皇上的恩宠（“锡”字在“宠”字下面好看；“宠”字又多了二笔。）这充分表明皇上的人才培养思想。（“皇上人才主义”这六个字太过简单了！）奴才怎敢不专心向学！（又写“敢”字）我已向皇上报告了考试的事情，二十日，陆军省已公布成绩。奴才能被录取，实在是喜出望外。（可喜可贺，哈哈……）据小泉中将说，奴才等七人答卷的表现，比中华学生占优。（应是“占”……引者）我们由满洲到东京，不到两个月，不但有好成绩，（呸！别脸上贴金了，要不是小泉极力帮我们疏通，除了薄杰，其他八人都可能落第，还自以为是呢！哎！）这都因为皇上谕令我们专心向学。（别再往脸上贴金了。）奴才计划在三月十八日或四月一日正式加入联队。入队后，会禀报皇上一切情况。入队后，奴才志向专心学习军事战术，提高水平，不断创新。无论多辛苦，愿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去学习。（这话变成越王勾践了！）集中精神，努力钻研。（今年陆军省对满洲留学生的成绩特别优异，一律录取。但明年，重新考试时，不能照今年这种办法。希望你春季考试能中，如果不中，也别再炫耀了！否则，就算你喋喋不休，考不上时，不还得看你还怎么吹牛？）将来学成归国，定能充分改革满洲军队，（真要如此吗？还没回国，就想着改革军队！）绝不辜负皇上的期望！（“庶不负”+“亦不负”，还要说些什么呢？快说说！）我入学后的志向就是这些。（完）跪拜恭祝圣上身体康健！（什么意思？）

奴才裕哲（裕哲二字尚算端正，可算得上佩服了。）跪奏申报志愿（一直都是写“跪奏”，从没见过写“跪奏尚书”两个字的。这真是太不懂规矩了！）二月二十四日。

这水平，要派出去也罢，不派出来也罢，又能有什么用啊？

溥仪后来又在皇宫里搞了个军事读书班，可效果不怎么样，之后也就不再坚持了。差不多在这个时候，还发生了著名的护军事件，溥仪的私人护卫队也被日军掌控了。这样一来，“操十万精兵占领中原”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。

《末代皇帝》的剧照，图片来自网络。

总的来说，溥仪在这14年里从未真正获得过与日本人平等的身份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受到刚才提到的吉冈安直的操控。实际上，正如吉冈自己说的那样：“日本就像陛下的父亲，嗯！关东军代表日本，嗯！关东军司令官就等于陛下的父亲，哈！我是关东军的代表，嗯！”他这么说，也确实这么干的。根据溥仪自己的回忆，无论是出巡迎宾、行礼、训示臣民、举杯祝酒，甚至微笑点头，都得按照他的指挥来执行。而比这更为明显的是，南边的汪精卫的活动空间还比他宽一些，梅机关负责向汪精卫传达一些重要的政略方针，汪精卫还能负责一些具体事务，想见的人也有一定自主权。

政治生活一塌糊涂，溥仪便只好沉浸在他的个人生活里。但哪怕个人生活也不是什么净土，日本人的影响始终如影随形：

溥仪作为皇帝，当然是想穿龙袍的，可实际上，日本人不让他这么做。他们要的，是满洲国的皇帝，而不是大清的皇帝。整整14年里，溥仪唯一一次穿上龙袍参加政治活动，就是在他登基那会儿，这也是他苦苦央求日本人才找到的结果。日本人要求他穿“陆海军大元帅正装”来完成整个仪式，溥仪坚决拒绝，觉得自己不能穿着那样的衣裳去祭拜祖宗。双方最后各让一步，祭天的当天，溥仪穿上龙袍，但刚一拜完就脱掉了，换成了大元帅正装，完成了即位大典。其实，也许连清朝的祖先也看不上这个怪模怪样的政体吧，祭天那天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把帽子都吹掉了，满洲国从一开始就像个不祥的兆头。除了这些，溥仪平时只能在宫里祭祀祖先，或在新年、生日时接受祭拜，那时也只有皇族成员，只有一个一直忠心于溥仪的日本人——藤忠，陪着他参加这些祭祀活动。

平常生活里，溥仪主要穿西装，对领带的挑选格外在意。还曾模仿日本学生的制服，做了一套衣服，可以参考日本动画片里的学生装，差不多类似中山装，但没有口袋，裤子是藏蓝色，上衣则是草绿色。正式参加场合，常穿西装礼服或者我提到的大元帅制服，可对溥仪来说，这些都让他觉得难受：说明他一点都不是大清的皇帝。

伪满皇宫里设有中餐、西餐和日料的饭厅，不过溥仪其实不太喜欢吃日料，偶尔吃两口也只是为了给吉冈安直看看。日料厨师来得自由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毕竟来也没啥事。而中餐和西餐的膳房就忙得不可开交，溥仪吃中餐和西餐的比例大概差不多是1比1。根据随侍严桐江的回忆，溥仪吃中餐时，桌上也就六七个菜，而且因为信奉佛教，常常是素的，比如炒豆芽、烧白菜、炒鸡蛋啥的。主食以米饭为主，但有时候为了配合日本人的需要，也会吃点高粱米，因为在伪满，大米其实是优先供应给日本人的，也是战略物资。

溥仪自从还没搬出紫禁城时，就特别喜欢吃西餐了，在天津，他常常跑到租界的饭店里吃饭，尤其迷恋利顺德的煎香肠，还把厨师王丰年调到宫里去了。长春 aussi也有西餐厅，我见过几次他在那的菜单，一份是平常吃的：前菜、鸡浓羹、酒蒸红鳟（就是三文鱼）、酒煮牛尾、季节蔬菜、鲜果、咖啡；另一份是他1935年30岁生日的赐宴菜单：冷菜、乳汁、浓汤、蒸烧鲜鲷、烤火鸡、应时蔬菜、奶油点心、鲜果、咖啡，外加各种酒。这么豪华么？说实话，也就那样吧，在北京吃一套这样的西餐也就两三百块钱，这和皇帝的身份可是不搭调。本身他那西餐厅规模也很小，重大宴会根本搞不了，只能请外面大和旅馆的厨师来帮忙。而对比之下，关东军司令官的西餐就显得特别讲究了。曾参加汪美和伪满建交活动的周逸峰回忆说，关东军的厨师都专门研究法式和德式的西餐，招待他们的宴会主菜是整只的烤乳猪和烤火鸡啥的，有四五道大菜，酒水也有十多种。

溥仪住的伪皇宫原本是吉黑榷运局的房子，也就是现在长春的伪皇宫博物馆。最重要的两座楼，一个是作为办公室的勤民楼，另一个是当作寝宫的缉熙楼，都是两层的小楼。日本人一开始打算在长春杏花村一带建一座新皇宫，但后来因为战事紧张，只修好地基，等建国后继续施工，结果变成了长春地质宫。由于新皇宫迟迟没有办妥，吉冈安直建议溥仪在原有的伪皇宫里添建同德殿，溥仪最初不同意，但在吉冈的威胁下只得妥协。也是这么回事，他对同德殿一向疑神疑鬼，虽然它比前面那两座宫殿看上去要豪华得多，实际上他基本不去那里。让溥仪觉得最不舒服的，恐怕莫过于在最东边的建国神庙了。这是因为1942年，日本强行把天照大神的信仰强加给溥仪，实际上是在让他拜日本天皇的祖宗。溥仪对此气得不行，私底下都叫它狗庙，但也没法子。

《末代皇帝》剧照，图像来自网络资源。

行——溥仪有自己的一支车队，出门时搭乘的是一辆红色的“卤簿”车，还买了几辆汽车、摩托车以及自行车啥的，不过这些都跟他没关系，他根本没有资格私自离开皇宫，只能将这些车子赏赐给别人。

所以呢，溥仪的私生活也没有多大的自由，反而一直活在日本人的阴影里头。于是，他的性格一天比一天扭曲，一边迷信拜神，一边又随意地打人骂人。他在伪皇宫里面有个佛堂，每天都得亲自或者派人去做功课，还带人念经打坐，宫里吃鸡鸭鱼肉也一定得买已宰好的，不能买活的，生怕杀生。就连遇到蚊子，他也就扫开了事，不会去打。可惜他没怎么懂得什么“慈悲”，只知道怒火中烧，经常发脾气，把下人打得惨死，尤其是那些勤务班的孩子们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却还常常受到惩罚，甚至会被上电刑。溥仪还很喜欢摇卦算命，偏偏还自欺欺人地非得摇出上卦绝不罢休，结果不管摇出个啥，上卦怎样，终究没能改变他的运势。

溥仪在那个伪皇宫里的日子，基本上就是这样过来的。